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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定县志:1960年饿死9116人(图)王中王开奖

更新时间:2019-11-01

  1957年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由于执行了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永定人民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当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2307万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初即1953年的1849万元增长24.77%;粮食总产量66170吨,比1953年的61368吨增长7.82%;工业总产值612万元,比1953年的358万元增长70.95%,全县拥有烟丝、酿酒、食品、印刷、火力发电、松香、硫磺、陶器等20个企业。全县财政收入103.58万元,比1953年的30.45万元增长2.4倍。全县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永定农民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到1957年底,全县有农业社472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23%,其中高级社占总农户的94.63%。办社以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得到体现,广大社员深刻体会到农业社的好处,坚定了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

  在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胜利面前,县委一些领导人受全省乃至全国“比、学、赶、帮、超”风气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县范围内,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各项建设。因此,县委于1957年11月5日在《关于一年来工作的初步检查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今后3~5年内要力争使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要求1958年粮食平均亩产要达550斤(市斤,下同),总产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增产15%,达到76096吨;生猪达到93700头,增产59%,平均每户2头。这一计划显然大大偏高,要完全实现,有一定难度。但是,在1958年2月15日县委紧急扩大会议上,又提出要进一步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坚决表示要打破常规,保证在年内全县粮食亩产达800斤以上,力争亩产1000斤,提前实现“800斤县”。县里提出高指标,下面也跟着唱高调。下洋乡从原计划亩产453斤,一跃为1267斤;南溪乡从原计划亩产323斤,修改为1025斤;坎市乡从原计划亩产337斤,跃为1068斤。据统计,384个社中,粮食亩产要达700~800斤的有64个社,801~1000斤的有102个社,1000斤以上的有218个社。同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更进一步提出实现年粮食亩产1500斤,力争2000斤的目标。会后,抽调县直机关、企事业干部115人,由县委委员、科局长带队分赴各乡,连同乡直机关、企事业干部,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共2.1万余人,组成宣传大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社会主义总路线活动,并且自上而下,从县到乡、乡到社、社到队,层层确定增产指标,提出增产措施。这种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的高指标,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群众就骂:“这些当官的,没种过田,就懂得瞎吹,懂得空喊。”

  随着总路线的宣传贯彻,“”运动在永定全面展开。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也随之严重泛滥开来。

  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除前面所述外,1958年8月11日,县委定出秋季农业发展纲要十五条规定:要求全县建成2个万斤乡,50个万斤社,10个8000斤乡,60个8000斤社,10个5000斤乡,100个5000斤社,每乡至少要创造10个以上5000斤至万斤的社或队。同时,要求各乡社创各种高额丰产面积占总面积的40%以上,每个队都要创造3亩亩产万斤水稻、亩产15万斤甘薯、亩产1500斤黄豆、亩产1000斤花生的“卫星试验田”。同年冬,在全国、全省“”形势及“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影响下,县委认为1959年是工农业生产更的一年。根据“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县委提出计划种粮食17.8万亩,平均亩产2000斤,烤烟亩产300斤,花生亩产500斤,大豆亩产250斤,造纸20万片,造林10万亩,伐木10万立方米,毛猪30万头,鸡、鸭、兔、鹅100万只,产铁5000吨、煤8万吨,争取做到全县人均有粮食2000斤、油料12斤以上,年收入400~500元。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违反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想依靠行政命令,大搞所谓“群众运动”来实现是不可能的。许多群众对此非常不满,如黄田大队金潘说:“做鬼事,假积极,弄得小孩哭死,后生人做死,老大人气死。”由于在数字上大放“卫星”,永定县成了“千斤县”,因此领到了大红旗,获得了“跨千斤,上北京”的光荣称号,而实际上当时的农业跃而不进。

  积肥县委在1958年1月首次三级扩干会上,要求1958年全县水稻施肥量要在1957年505万担的基础上增加到1003万担,比1957年增加1倍,平均每亩施肥20担。到2月中旬,县委在提出亩产要达800斤,力争达1000斤后,要求水稻平均每亩施肥100担。到3月份,根据“苦战三年,实现四十条”的精神,县委又提出“十年计划一年完成”,要求水稻每亩平均施肥200担以上,做到“五亩一肥穴,十亩一肥棚”。为此,全县各地掀起大积肥料的热潮。4月初,湖坑新生社开展“苦战三昼夜,全民总动员,人人上山积肥一百担”的运动,该社仅6~7日两天就出动几百个劳力采绿肥29843斤,赶制人造尿7851担;坎市乡开展为期5天的突击积肥运动,积肥183541担。

  随着粮食增产计划的不断修改,积肥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6月份,为确保粮食亩产1000斤、力争1500斤计划的实现,县委发出“苦战十昼夜,积肥2亿担,保证亩施千担肥”的动员令。为了完成任务,各地都在弄虚造假、大放数字“卫星”。据称,到7月10日,全县共积基肥4亿多担,平均每亩1500担以上。这种不顾水稻生长需要,不断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既劳民伤财,也是违反科学规律的。

  密植在增施肥料的同时,县委认为密植是粮食增产的关键,潜力最大,提出1958年推广各种密植322224亩,连作稻要用6×6寸或6×7寸,间作稻要用8×8寸或8×9寸,保证全县70%的耕地都推行各种密植。为确保密植计划的实现,县委要求各地必须用移风易俗的革命精神,“改变一切可以改变的习惯”,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认真总结密植经验,大力进行宣传,及早培训技术人员,层层组织技术观摩。从1958年春开始,县委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举办密植培训班,从上而下训练干部,提高认识,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同时还在群众中开展“密植好不好”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运动,硬性强调密植。当时的高秆品种采用密植,实际是违反作物生长规律的,受到广大社员的竭力反对。如月流管理区的张维盛说:“杀我的头都不相信过分密植能增产。”高陂上洋陈玉升比喻说:“密植好比一个房间住很多人,房门窗户都闭起来,你们说闷得苦不苦!”于是农村群众大都采取较显眼、容易被检查到的田段密植,其他耕地依然按常规插秧的办法予以抵制。

  移苗并坵1958年7月,县委为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要求各地采取“三坵并两坵,两坵并一坵”的办法,坚决把间作稻移苗并坵。结果仅20多天,全县共把126210亩间作稻的禾苗移并为44163亩,硬砍掉了82047亩。这种生产上的瞎指挥,糟蹋了正在生长的禾苗,致使被移苗并坵的稻田颗粒无收,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大炼钢铁在中央关于“十五年内钢铁生产超英赶美”的号召下,永定县委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1958年8月19日,成立县钢铁生产指挥部,各乡、社相应成立指挥所、组,由亲自挂帅。钢铁生产指挥部向全县人民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全民总动员,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很快全县男女老少齐上阵,工农商学共参战,全党全民热火朝天地投入钢铁生产中。全县共组织两批三次劳力上山开矿炼铁,直接投入的劳力达1.5万人,投资达50万元。为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县委决定将池溪、文溪、田地列为永定县的三大“钢铁基地”,并在9~11月组织了4次“钢铁战役”。为贯彻中央“右手抓钢铁,左手抓粮食”的方针,保证9月份2000吨炼铁任务的完成,9月7日这一天,县委决定农村停止农业生产,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止上课,商店停止营业,全县组成34个“兵团”,协同作战,掀起一个全党全民大搞土铁生产的高潮。当日,全县直接投入的劳力达12万人,抢建13个炉子,抢出3.5吨铁水。在第一、二战役中,尽管全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到10月上旬,全县日产铁才10吨,距离月产2000吨的要求相去甚远。于是,县委再次动员,提出“全党动员,全民行动,人人献计,户户建炉,小炉成群,土法上马,炉如南山不老松,铁如北海长流水,为全县20万人民每天人产100斤铁而苦战”的口号,计划日产铁100吨。结果,全县上场劳力虽比9月份平均日增3000人,但日产铁仍不足100吨。11月15日,县委再次召开四级扩干会议,批判右倾思想,乡与乡、厂与厂、营连与营连之间互相发起挑应战。会后,全县50%的劳力都投入钢铁生产。11月26日,上场劳力达114167人,终于突破日产铁百吨大关。

  “”时期用土法上马炼出的生铁,大部分是不合格的,真正能用的很少。由于炼铁需要大量木炭,于是大砍树木烧成炭,成片成片的森林被乱砍滥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局部地区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同时,大炼钢铁也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炼铁总支出290.65万元,生铁出售收入70.98万元,尚亏本219.67万元。而且大炼钢铁之时,正是农田秋收大忙季节,盲目抽调过多的劳力炼铁,忽视了农业生产,许多地方出现稻子熟了无人收割的现象,造成粮食大量浪费和减产。

  “”期间,各条战线虚报成绩的浮夸风十分盛行,“乘火箭”、“放卫星”之声随处可闻。炼铁、烧木炭的产量脱离实际成倍上报。如将旧牛栏推倒一堵墙,吹为积土肥几万担;在池塘投笠箕、野草,就说已沤绿肥几十万担;扫除文盲工作才开展10天,就说“达到了本乡、本村无文盲”的标准。诸如此类现象,比比皆是。1958年夏收时,全县各地兴起虚报高产、竞放“卫星”的浪潮,“卫星田”一个接一个出现。在高头乡高南青年生产队发射了亩产1805斤的“卫星”后,龙潭乡龙潭社在2分多田里又创造了亩产2083斤的最高记录;上西社三队1.99亩,上报实收干谷3630斤,平均亩产1824斤,是1957年亩产400斤的4.56倍。这种“放卫星”实际上是一些干部为迎合领导,在统计数字上造假形成的。当时就有许多群众看不惯,如高头乡江瑞发说:“搞高产试验田是放大炮,吹牛皮,连泥土堆起来也达不到。”

  1958年8月,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县委决定先进行试点,把金砂、城关、西溪、书院4个乡合并,成立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先锋人民公社,先走一步,指导全面,接着湖雷、下洋也先后办起东风、火箭人民公社。9月1日,永定县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全面发动,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公社的好处。一时间,“人民公社好”成为广大群众舆论的中心,全县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至10月,永定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从原来37个乡308个社,并为13个乡,办起1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48836户,占总农户的99.8%。为适应钢、粮元帅升帐的形势,全县劳动力被编成13个团、131个营、604个连、1600个排、5880个班,生产由公社统一指挥,实行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广大农村普遍办起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基本实现食堂化。全县共建立食堂1988个,参加农户47678户,占总农户97.4%;托儿所、幼儿班845个,入托儿童13478人。同时,还组织洗衣组、缝纫组347个,砍柴组207个。此外,还建立敬老院12个,进院老人189人;建立集体养猪场1228个,集体养猪7.5万头;建立兽医诊所3个。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统辖党、政、财、文大权,统一经营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部山林、耕地归公社所有,耕牛、农具、山林、水面全部公有化,取消高级农业社时的单独核算,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可以“吃饭不要钱”,似乎全县人民几千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幸福理想在一夜之间就可实现了。所以在群众中普遍流行这样一首民歌:“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工农各业齐跃进,幸福生活万年长。”

  为了使公社食堂化,一些基层干部采取强迫命令,把社员家中的锅灶砸掉。其实,当时大办食堂是违背群众意愿的。群众对办食堂存在“六怕”:一怕生活不自由,二怕一切归公,三怕米被人偷去,四怕节省下来的粮食被缴公,五怕小孩三餐吃不饱,六怕家庭副业不能发展。事实证明,大办食堂有弊无利,既违背了群众的消费习惯,又浪费劳力。如下洋一个食堂才100余人吃饭,而食堂的工作人员就10多人。加上管理不好,贪污、多吃多占现象时有发生。如湖山一个食堂会计,才工作3个多月就贪污1000多元。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由于对所有制理解不明确,造成许多干部思想认识上存在严重偏差,许多地方出现“一平,二调,三收款,一股风”的问题。“一平”即平均主义,不承认差别,把穷队富队拉平。“二调”即把生产队里的农具、耕牛、毛猪、粮食等无代价地乱调。“三收款”即把基层到期应转期或未到期的贷款统统收起来,使下面生产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另外,财贸部门强调放“卫星”,实行非现金结算,强迫还贷和存款,农民出卖土特产得不到钱。“一股风”即“共产风”,有些地方把农民养的猪、鸡、鸭也归公社不给钱,有些地方把群众的房子、家具等生活资料也归了公。

  “一平二调”和“共产风”,违反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造成公社共了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集体共了个人的产。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等混淆社会主义和的界限,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界限,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打击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不少地方出现劳动生产效率下降、劳动力外流、社员“吃饭打冲锋、干活磨洋工”,“干不干、三餐饭”,不爱护集体劳动果实和浪费现象。如调生猪不给钱,造成毛猪饲养管理不善,死亡很多;调粮食不给钱,造成社员瞒产,生产队打埋伏,私分粮食。特别是“共产风”的出现,造成人心惶惶,许多地方出现了怕“共产”而杀猪、杀鸡、杀鸭的现象。湖雷东风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写了这样一条标语:“人民公社就是,一切都要归公”,造成社员思想混乱,把自己喂养的鸡、鸭、兔全部宰杀吃掉。加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1958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50.46万亩,比1957年的59.39万亩减少8.93万亩,下降17.7%;全年粮食实际总产量62575吨,比1957年的66170吨减少3595吨,下降5.43%。当年底,群众粮食短缺现象已露端倪。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不仅中断了原来正在进行的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进程,而且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延续和发展,造成更大的危害。

  8月20日,县委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省委紧急电话会议上传达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批示精神,会议批判所谓的右倾松劲情绪,作出“奋战8、9两月,克服右倾思想,掀起增产节约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议和“关于开展群众性争二十项全区第一运动”的决定。提出要继续广泛深入开展千斤稻、万斤薯的高额丰产运动,做到社社有千斤队万斤组,队队有千斤片万斤地。9月份,全县开展了三次全民突击积肥战役,连续三个晚上全民燃点万盏松片灯诱蛾除螟运动,连续几天消灭落后苗的超包产竞赛运动。

  10月中旬,根据地委指示,县委召开四级扩干会议,进一步贯彻执行反右倾精神,检查批判部分领导干部思想上存在的四平八稳、甘居中游、安于现状的松劲情绪,检举揭发批判和斗争了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8名。

  11月11日,县委认为农村中正在进行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猖狂进攻,如果不彻底解决,就不能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就不能保证农业继续。为此,必须开展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整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农村中心任务来抓。县委决定:机关、厂矿企业整风从11月11日起,到1960年2月结束;农村以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社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从11月20日起至12月31日结束,共120个大队,占85.1%;第二批从1960年1月1日起至30日结束,共21个大队,占14.9%。

  为鼓干劲,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个以大办水利、大办交通为中心内容的增产节约新高潮。提出大干水利动力、交通建设,完成社社通公路,开展万辆车运动,兴修水利消灭旱灾,社社有发电,队队有动力站。调整体制规模,全县基本核算单位由199个调整为151个单位,每个基本核算单位平均316户;承包单位(生产小队)由2068个调整为2022个,每队平均24户。同时处理自留地1070亩和开荒地1333.9亩,收为生产队统一经营。

  机关、厂矿、企业整风运动共揭露、批判137人,其中重点批判斗争处理38人,占参加运动914人的4.16%。农村整社运动共揭发批判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错误行为的150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7%;处分299人。在整社过程中,集中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一些抵制“共产风”的做法,如要求包产包工到户、主张单干、闹拆队、要回耕牛农具和开荒地,搞私人副业,私自外出肩贩买卖等,都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了下去。如上湖大队一社员到漳州做鸡鸭生意,除了每天交给大队5角钱外,上半年赚了300多元;高陂平在管理区一社员养鸭群20多只,每天鸭蛋收入4~5元;坎市公社田地管理区一社员开荒5.6亩,通通被当作企图搞垮集体、破坏公社化的自发资本主义行为,加以批判斗争。

  “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打击了敢于实事求是发表意见的干部群众,错误地处理了一批同志,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滋长了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风气,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1959年粮食总产只有48825吨,比1958年的62575吨减少13750吨,下降22%;与1957年对比,下降35.52%。而县委却将总产高估为8万吨,认为这是不能再低的“三八线%,造成社员口粮严重短缺,有的地方平均每人每月口粮(稻谷)低于20斤。大部分农村因而出现饥荒现象。

  1960年1月6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没有正视现实,而是分析1959年农业生产取得“跃进”的原因,认为1960年可以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提出1960年粮食播种面积要达27万亩,亩产争取1200斤,保证实现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粮食1400斤、油料11斤、肉类40斤、收入180元。要求大搞群众运动,一个时期突击一个中心,一个战役紧接一个战役,一环扣一环,一浪赶一浪,普遍开展大面积高额丰产红旗竞赛活动,“一人顶二个,家家无闲人”,以“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创造千亩甚至万亩以上的大块高额丰产田和千猪万羊的丰产场,达到“开门红、月月红、季季红、全面红”。同时,县委在工业交通、文教卫生事业方面也提出1960年的高指标,在全县掀起“反对右倾,鼓足干劲,为实现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而奋斗”的高潮。

  为实现畜牧业的“”,县委成立畜牧业指挥部,提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的口号。要求社、队配备专管毛猪的书记,配备得力党员干部到畜牧场担任领导、饲养员,8个月内不准杀猪以确保毛猪繁殖。要求全党动手,全民行动,社社队队大办畜牧场和饲料基地,大搞选留母猪、技术革新、防疫卫生,改善饲养管理,创造社、队红旗牧场。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壮大公社经济力量,县委开展了“开发万宝山,营造经济林”运动,要求社社都要有万亩以上农林牧相结合的万宝山,扩种经济作物,间作套种饲料,组织专业劳力经营管理。每个公社都要垦荒造林,营造万亩用材林、万亩油茶林、万亩果树、万亩竹林、万亩蓖麻蚕桑。1960年春,正值春耕插秧、田间管理紧张季节,却大搞“万宝山”运动,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浪费劳力、种子,荒芜农田,而且由于乱砍滥伐,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为大力发展农村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党团员、干部带头参加,不得单立小灶,发挥贫下中农优势,筹集食堂粮食,进行炊具改革,做到统一做饭、统一做菜、统一吃饭。到4月底,全县共办农村食堂1469个,参加农户47100户,占总农户的98.6%,平均每个食堂32户。

  为适应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1960年初,县委进行了并社并队,全县13个公社、201个大队、2145个小队,合并为9个公社、81个大队、977个小队。为发展公社所有制经济,县委要求公社大力发展和扩大社办工业,每个社办工业平均产值要达100万元以上。由于对人民公社过渡界限不清,一些地方出现急于过渡、抢先过渡的做法,不考虑条件,把一些比较富裕的队转为公社直属队,把一些大队企业直接转为公社经营,以扩大社有经济的比重。甚至采取无偿上调的办法,把社员的家禽家畜集中起来办畜牧场,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县委还要求县城所有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居民也必须和全国各城市一样,五一节前办起城市人民公社,把城市街道居民、机关家属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大办街道工业,大搞城市规划,办食堂、托儿所,更好地为工农业服务。

  由于层层贯彻以上决议,并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致使永定国民经济在1960年遭到极大的破坏,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1960年,全县抛荒耕地达4万亩,其中峰市公社抛荒8155亩;实收粮食40890吨,比1958年的62575吨减少21685吨,下降34.65%。生猪存栏1.46万头,仅为1958年7.86万头的18.6%。耕牛1.1万头,比1958年的1.9万头减少8000头。

  部分群众迫于生计,独自或全家离县出走。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5129人。其中劳动力4551人,占全县劳动力的5.8%。

  由于粮食减产,牲畜数量减少,加上粮食征购任务繁重,城乡副食品供应紧张等多种原因,1960年永定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开春后,黑市交易的猪肉每斤13元,大米每斤4元。食堂的口粮标准是:劳动力1天8小两(16两制,下同)大米,半劳力和无劳力(老人和小孩)6小两大米。政府号召“瓜菜代”,但是瓜菜是有生长期的,“代”一次后要20余天才能长出来,况且分给各家的菜地又很少,于是只好上山挖野葛、硬粄头,摘嫩山苍树叶等野生植物充饥,很多人因此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病,并导致非正常死亡。1960年患水肿病的11727人,共死亡9116人,占全县总人口4.2%。其中1~7月死亡6941人,占全县总人口3.2%。最严重的合溪公社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7.8%,城关公社上下斜大队死亡人数占大队总人口23%,合溪、城关两个公社死亡绝户136户。当年全县总人口203756人,比上年214155人净减10399人。这些严重后果,造成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惶惶,生产情绪低落,破坏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了严重损害。

  (三)1961年的认真反思面对永定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县委多次召开会议,认真进行反思,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认为造成上述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失误所致。

  1961年1月9日,县委先后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四级干部会议。两个会议听取传达省委领导的报告。通过整风,以彻底解决县委领导问题为中心议题,联系实际,以出现的抛荒、减产、死人等现象为重点,对县委领导开展大鸣大放。同时,在县委常委会议上,公社党委及省委工作队负责同志参加,采取短兵相接,开展面对面的斗争。通过对县委班子领导核心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批判,使到会同志提高认识,划清是非界线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文件对人民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作出系统的规定,提出纠正两个平均主义的初步措施。永定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结合整风整社、宣传贯彻《六十条》的高潮。

  为切实解决几年来人民公社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号召下,全党大兴调查之风。中央的张鼎丞、邓子恢,省委的刘永生、何若人、李源等于1961年初到永定农村调查研究。张鼎丞的归来,使全县的干部和群众高兴万分,纷纷要求晋见张老。由于来访群众实在太多,张老只得马不停蹄地接见一批又一批。通过倾心的交谈、激奋的反映,张老了解到当前严重的事实,感到非常吃惊和痛心。他立即和省、地、县领导一起,从外地调拨粮食,暂时安排群众生活,抓紧给群众治疗疾病,发动群众找代食品,以渡难关。同时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把造成永定困难状况的原因搞个一清二楚,他亲自深入金砂、西溪等公社、大队、生产队,找干部群众座谈;深入群众家中,更广泛地了解情况,掌握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得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了上级一系列错误指示,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的结果。4月下旬,张老在省、地委负责人会议上明确指出:领导应对前几年大刮“五风”承担主要责任,以便使广大基层干部放下包袱,彻底纠正“五风”,迅速贯彻《六十条》,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尽快扭转局面。张老的指示为闽西地区确立了工作方针,各地迅速贯彻《六十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许多群众和干部反映,这样做对头了。

  5月6日至12日,在春耕插秧基本结束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有公社、厂矿党委书记、县直机关党员科局长113人参加。会议自始至终是在张鼎丞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张老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指示,给与会同志很大教育和鼓舞。会议主要是认真学习《六十条》,具体安排当时生产、生活、整风整社、社会治安四大任务。会议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六十条》,领会精神,掌握武器。经过认真学习讨论,与会同志对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根本政策如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家具)、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本,超产降本奖)、评工记分、分配、食堂、大集体小自由等各项具体政策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会议确定把全县原有9个公社划分为38个公社,设立5个工委。县委又于当月16日下发《进一步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决定》。《决定》强调,整个运动要宣传人民公社《六十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领导有步骤地切实执行社队规模,食堂、口粮分配,评工记分,自留地等一系列政策,以便取信于民。

  6月3日,张鼎丞将自己对闽西形势的看法,有关干部的整顿及自己的想法在慎重征求省委领导意见后,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7月14日,中央迅速作出答复,要求福建省委在全省认真贯彻张鼎丞的调查报告,充分认识农村形势的严重性,认真地采取谨慎的适合情况的步骤,彻底转变农村形势和国民经济形势。张老回到北京后,1961年8月又向永定派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研究解决农村中大量存在的社会治安问题。尔后至1962年初,一直与县委保持一月一信以上的通信联系,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安排、如何深入贯彻《六十条》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农村一系列政策等工作,一一作出指示。这对永定发展生产、摆脱困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9月20日,永定县委召开三级扩干会议,检查了三年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没有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指导思想上存在重工轻农的思想;工业基本战线太长,各方面事业发展过快,过多地抽调了农村劳动力,造成大量土地抛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大刮“共产风”,越刮越严重,认为粮食大增产,全县放开肚皮吃饱饭,在粮食、供给、工资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做法,存在急于过渡的思想,造成体制大变动。大搞反瞒产斗争,把社员自留地、新开荒地收获的作物顶算产量和口粮;大办养猪场和贯彻公养为主,把社员的猪、羊、鸡、鸭都“刮”走了,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领导作风不民主,农业生产上乱指挥非常严重,规定了统一的密植规格,1958年夏秋间大搞直播、倒种春和移苗并坵,1959年盲目提出少种高产多收,1960年在春耕紧张时大搞万宝山,大量良田抛荒,造成粮食连年减产。作风浮夸,估产偏高,粮食征购年年加重,购了群众的口粮。1958年粮食浮夸为千斤县后,1959年提出更的高指标,粮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为了完成任务,提出粮食扫地出门,就地封仓,造成群众手头无粮。群众观念薄弱,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群众。1959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社员发生断炊,过春节时连口粮都吃不上;1960年春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领导还错误地认为是气候不好,不敢正视粮食问题,怕反右倾,怕否定“三面红旗”,个人主义严重,患得患失,不敢如实反映情况,造成缺粮断炊越来越严重,各种疾病发病率大量上升。对于群众的疾病、死亡和死亡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没有很好地帮助解决,却大开现场会,大吃大喝大浪费。没有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对干部爱护、培养、教育不够,存在惩办主义。1959年反右倾打击面过宽,有些顶“五风”的好干部被当作右倾处分,当成白旗拔掉,使一些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说话要留后路,做工作缩手缩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县委在回顾三年主要工作,总结成绩与问题的同时,思想上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总结了三年的主要经验教训:必须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指示,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随便发号施令,乱加指挥;必须认真改进思想作风,坚持调查研究,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工作上不能听喜不听忧,看好不看坏,看问题不能主观片面,看现象不看本质;要在党内外树立民主团结风气,提倡说真话,如实反映情况,走群众路线,不能压制民主,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乱扣帽子;要有群众观念,忠心耿耿地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关心群众的疾苦,及时了解群众的想法,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1961年,永定通过各种会议,派出干部深入厂矿、农村,认真宣传贯彻《六十条》,初步扭转了永定经济困难的局面。

  工业方面:县委坚决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关停钢铁生产,压缩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一年中,全县累计精简职工1805人,其中回农村1641人,占91%;减少城镇人口2200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1860人,从而大大减轻国家商品粮供应和工资开支的压力,也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力。

  农业方面: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五定到队,超产全奖”。生产队的粮食按“八二分成”进行分配,即上交征购粮及提留种子粮后,其余的80%为社员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20%为工分、肥料粮,按社员投工、投肥料多少分配。当年夏秋间,农村公社公共食堂陆续解散,社员分到粮食后,各家各户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家庭副业生产也出现争养毛猪、家禽的热潮,各项农业增产措施因地制宜,社员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加上允许农民自行支配自留地、开荒地生产的粮食,适当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少量的粮食余缺调剂的行为,因此,群众生活困难的状况比1960年有所缓解,水肿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也逐渐减少。

  林业方面:县人民委员会重新规定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全县木竹材的采伐,农村制订保护森林的乡规民约,从而制止了乱砍滥伐森林现象。与此同时,大力开展封山育林、护林防火,有计划、有重点地因地制宜造林,1961年全县造林6698亩。

  教育卫生事业方面:1961年,全县有小学439所,在校学生27123人;有中学7所,在校学生3702人,均超过或接近三年困难时期前的1958年的水平。同年,由于各公社普遍建立保健院,全县有各类医疗卫生事业机构136个,病床362张,大大超过1958年的16个、97张。这些医疗机构为治疗当时流行的水肿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很大作用。

  仅从上述几个方面就可以清楚看到,1961年,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县上下齐心协力,转变作风,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取得较大成绩,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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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附录一 前志补遗>

  永定“”、人民公社化和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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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于2003年6月,最初摘要发表于《永安文史资料》第22辑,现全文提供给《永安之窗》网友们交流。文后附有当年边书记给笔者的来信两封。作者注]

  1959年至1961年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永安县委书记是边圻。

  我存一张1963年拍照的题为《中共永安县委办公室欢送边书记、周瑛同志留影》的相片,这是边书记在调离永安之前,办公室同志怀着深深的惜别之情所拍摄的纪念照。当时我正好在永安县委办公室工作。四十年来我常常欣赏这张照片。在我最早所接触的领导干部中,边书记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

  我是1960年秋参加工作的。这年9月,我正在永安一中读高三,忽被招干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故我常可见到边书记。他每每与我碰面时,总是点头微笑。我是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羞于同大人物打交道。偏偏由于工作需要,常常需呈些电报、文件之类给他看,总觉得他很平易近人。有一回我写了一张群众来信模样的文字递给他,反映某大队滥砍乱伐森林的事。不数日,他立即派人严肃查处了,令我心中暗喜。我爱音乐,花十块一买架清仓品的小提琴,每每晚饭后在县委大院空坪上练习,可能听到我那十分呆滞而别脚的琴声,边书记悄悄在旁观看,待我反过神来发觉他时,他只看着我笑,并不责备我妨碍首脑机关的安宁。

  然而,有件事却令我至今深感内疚:那是1961年春,边书记到我的家乡大炼大队调研。这一天,我恰在家,母亲闻讯说要请边书记吃顿午饭。我急忙找边书记约定,他居然看得起我这个小毛毛,应允了。晌午,我领他到家中,在一张两寸多厚并不上油漆的土制餐桌边坐定。他的脊背紧靠在没有粉刷的土墙上。他并不顾及一触即落土的墙壁。此时,母亲经过充分准备端上菜来,岂知宴请宾客的竟是一碗木薯果(用木薯块根碓成粉制作)。既没有新鲜蔬菜,更没有鸡鸭鱼肉。然而边书记却高兴地吃起来。但他只吃了两块汤圆般大的木薯果便放下筷子,说吃饱了,起身离去。我曾埋怨母亲不善待宾客,让边书记饿了一餐。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三十八年以后,1998年春,我以一名党史工作者的身份到福州去拜望他。见面后他对我全然没有了印象。经我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我发现,在他住房客厅正面的墙壁中央,悬挂着一幅他与亲切握手的大照片。这位老书记同四十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大变化,单是老了些、瘦了些。他仍然神采奕奕,说话铿锵有力。我陈述了采访目的:调查了解永安的历史,同时还应约想为永安政协文史写篇稿子,反映困难时期永安的党政领导是怎样带领永安人民战胜困难的。边书记表态说:情况可以提供,稿子不要写。

  又过去了五年,2003年5月,我到福州、长乐探望岳母和其他亲人时,也再次拜望了边书记。我说我已退休多年。这回同样表达了要为永安文史资料写稿的愿望。同时进一步表明要探索的问题:在期间,永安曾作为反右倾的重点县;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时,永安饿死人却是最少的;困难过后,永安的经济恢复又比别县快,这是为什么?这回他同意了。现将采访内容录音整理如下:

  边:我大约是1958年初由省公安厅副厅长挂职下放的,先到漳平县担任半年时间的县委,5、6月份到永安任县委。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仍然挂着,当时还下了文件。

  边:我的下放是当时省委有意安排的,让我到基层锻炼锻炼,培养我抓全面工作的能力。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才30多岁。

  问:您在永安工作了五年,工作很有成效,为什么1963年初又把您调回省公安厅?

  边:因为当时正在搞战备。省委江一真找我谈,说要加强公安工作。其实我不想走,因为我对永安很有感情。三明地委(这时永安已由龙岩划归三明管辖)书记张维兹也不愿意让我走。但省委决定了,不得不走。

  边:不,期间我又下放了。那是因为走资派问题被下放的。先到龙岩永定,在一个生产队里劳动了两年。后来解放干部,又一步一步调出来了。先到古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常委;后到宁德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常委;不久,因晋江地区械斗激烈,省委考虑到我是做公安工作的,就叫我到晋江地委任第一副书记,后来任地委书记;又不多久,调我到厦门搞了两年的市委书记。到1980年仍调回省公安厅任厅长。这样转了一大圈,一个地方二三年就调动。1985年5月,从省厅位置卸任,但没有退下工作,在省顾委又搞了6、7年。1993年6月我正式离休。

  边:是的,她一直跟着我转圈子。但我们到哪里都习惯,特别是文革中派性严重的地方,人家有这个派那个派,我没有。比如在古田县,当时派性十分严重,我比较好地解决了。

  问:由此看来,到基层去,您在永安的时间最长。而这一时期正是到困难时期,也是经济最困难、政策最多变、工作最难做的时期。是这样吗?

  边:是的。一是经济最困难,二是工作最难做。困难有两方面:一是上头压力太大,二是困难时期老百姓生活确实很苦,我这县委书记夹在中间。但我这人很特别,一碰到困难,我这心里头总憋不住,这干劲也就有了。永安原有的领导班子很好,很团结,工作也很扎实。特别是王佩珍、赵泰然、王天德等同志。我想我是做公安工作的,农村工作、经济工作没有经验,而他们有经验。因此,我很尊重他们,而他们也很尊重我。在我还没有到永安以前,王佩珍就是永安县委书记。我去了以后,他变为副书记。按理说他可以称为第二书记或称书记,但省委把他变为副书记。省委这个处理也不妥。

  边:我是1938年到延安去的,读了四年的抗大。当时正在抗战,一般人在抗大读6个月就分配到野战部队。而我当时才16、7岁,能干什么呢?我也要求到野战部队,但组织上不让去。这时,党中央把17、8的小青年都集中起来学习3、4年。但在学习期间也分配到野战部队参加实战锻练,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到了1942年,我才正式分配到公安总队。

  边:那是1949年从太行区南下的,当时叫长江支队。我们由太行到苏州时,我本人则被抽调到上海带领南下服务团进入福建。

  边:已经开始。1958年5月,中央召开了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各地,也包括永安,掀起了工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的群众运动。在宣传上,片面强调速度,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在农业方面,提出了以粮为纲,提前超纲要的口号(原定12年800斤)。在永安,刚开始时,措施上还比较实际,如大积肥、串灌改轮灌、单改双、扩大连作面积、搞试验田、推广新式农具等等。在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提前超英国(原定15年),在全国掀起了大练钢铁的群众运动。要求挂帅,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大上小土群。相比之下,永安有树、有煤、又有铁,条件好,因此任务也重。同时,以炼铁为中心,掀起了全民办工业的高潮,地方工业普遍开花。在永安,省属工厂如水泥厂、机械厂、探矿厂、保修厂等十几个大型厂矿企业一起上。其他方面也全面,如大办交通、修公路、造车子、大搞水力动力站、办集体畜牧场等等。当时对高指标、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受到上级的批评,说是观潮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要拔白旗,插红旗。

  1958年的总路线、、人民公社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夜以继日地奋战,情绪高涨,虽有浮夸,但从永安的实际情况看,工业、农业和各条战线确实取得很大成就。

  边:中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必须采取的方针。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1958年9、10月间,永安在农业社并成大社的基础上,全县办起了10个人民公社。土地合并耕作,劳力统一调配,并办起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和乡政府合一,社长兼乡长。并掀起了全民皆兵,以公社为单位,成立民兵团。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社员的自留地、家畜都归公社所有。这时全国各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等左的倾向严重泛滥。由于实行公社所有制,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问:我们知道,在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了一阵虚报产量、竞放卫星的浪潮。报纸上公开刊登粮食亩产上万斤的新闻,并声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对我们永安有哪些影响?

  边:在外界的压力和影响下,我们在对待农业的措施上,也逐步发展成瞎指挥。如要求普遍密植、越密越好,以至个别地方的少量移苗并丘(二三十亩的稻秧并在一亩)。这时我们永安也有浮夸,但比起其他地方来,我们少得多。我们没有放什么卫星,钢铁产量也报得少,因此上级不满意。有一回,省委叶飞到永安来,我跟县委的几位领导交换意见:我们怎么向叶书记汇报?是讲假话好呢还是讲真话好?结果,我们大家考虑,还是要讲点实话,不要太浮夸。但是一点不浮夸也不行,多少还是浮夸一点。王中王开奖493333

  问:显而易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现在历史已经有定论了。但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吧?

  边:其实,在1958年冬,中央就发现了这些问题,认为一是平均主义倾向,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二是过分集中倾向,否定了生产队的所有制。针对这些左的倾向,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生产队(指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化过程中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生产队调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算,如数归还(当时叫算旧帐)。接着中央又发指示,农村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杂粮,归社员所有。这些都是为纠正左的倾向所采取的措施,深得农民的拥护。根据上述精神,永安采取了一系列纠左措施。

  但是,到1959年7、8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一封信。中央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向党进攻。并作出决定,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

  问:既然纠左在当时那么重要,我们永安是否能仍按原来的纠左部署继续贯彻执行?

  边:一是顶不住,二是整个大势是反右。在这场反右倾斗争中,我亦受到了批判,永安县委其他领导及公社干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原来中央纠左的措施还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一反右倾,已执行的被推翻,还要受批判。

  边:在省里开会时,一边反彭德怀,一边寻找右倾的重点对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还把我的右倾思想、错误论点印发给各地。在会上,有半个省的县委书记对我进行批判。但是许多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原先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会前他们对我讲:你不要紧张,你们永安的情况我们心中有数,但我们不能不批判你,我们都要表态。他们知道我们永安的工作比较扎实,浮夸少,特别是对大炼钢铁,虽有浮夸,但没有别县那么多。把我批判了两三天以后,把省委的江一真、魏金水拿出来批判了,目标对着他们了,而我跟他们一比就是小毛毛了,这样就把我放掉了。

  边:主要是认为我思想右倾,没有干劲。例如有一回,叶飞到永安时问我:粮食亩产能不能搞到一万斤?我说:不行。他又问:能不能搞五千斤?我说:五千斤也不行。他再问:能不能搞到二千斤?这时我不好再说不行了,我就说:这要找公社书记们来商量商量。他不满意地说:哎呀,那你自己就不能当家了?过后,他交代我把公社书记组织起来到福州城门公社去看一看,说那里是一万斤的。当时地委副书记胡为新在场,他说:明天就得组织去参观。叶司令交代了,马上得去,不能拖。我跟省委秘书长赵登英打电话,联系参观城门万斤稻的事。后我派王天德带队去城门,回来以后说:什么万斤粮,两千斤都没有。因此,这是叶飞对我第一个不好的印象。

  第二个不好的印象是,对大炼钢铁问题。一次叶到永安,要看看西洋铁厂。当时刘友梅他们在铁厂抓炼铁。我布置说上级有人来检查,但不要特别准备(所有炼铁人员都是劳改犯),按常规生产即可。结果叶一去看,显得冷冷清清。后叶从西洋到大田,路经桃源时,看到桃源那里的炼铁热气腾腾。二十几个炉子嘟嘟嘟地开起来。同时又是欢迎、又是鼓掌,搞得热火朝天。叶很高兴。其实,我前一天到槐南路经桃源时只看见一个炉在生产,怎么一夜之间就有二十几个炉练铁?这天我没有跟去大田而回永安。胡为新从大田返回永安以后对我说:哎呀,这次叶书记对永安很不满意,说永安没有干劲。因此后来反右拿我当代表了。当然还不止这些。

  问:有资料说,1959年反右倾时,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叶书记当作与会人员的面问您西洋的山坡地亩产能收多少斤粮食时,您回答说只有二百多斤是吗?

  边:不是在开会时问我,是在西洋当地问老百姓。那是叶到永安,在永安到西洋的路上,正遇老百姓收割稻子。叶飞下车到田里去问老百姓:这稻子能收多少斤?老百姓答:亩产只割一两百斤哩。老百姓哪里知道他就是省委书记?叶说:怎么会这么一点点?在他的脑子里亩产是万斤的。老百姓说:我们一个劳力要种二三十亩地呀。叶说:你不要种那么多,只种一亩地就行。老百姓回答:这样我们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也不会同意的。这时我在旁,老百姓也不知道我就是县委书记。叶转而对我说:那问题就出在你这里罗!

  问:这样看来,反右倾以后,实际上仍然要求继续,那么永安是否也在继续搞呢?

  边:是的,反右倾以后的中心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高潮,要求1960年比1959年更大地跃进。实际上继续大炼钢铁,继续推行高指标,继续平调生产队的财物,大办各种社有企业。我们永安在农业上继续推行少种高产,把远田、冷水田砍掉不种,全县抛荒二万余亩。同时搞移民并村,把深山沟里二三十户的小自然村并到附近较大的自然村,这些小自然村的土地也抛荒了。永安59年实际总产只有六七千万斤,而我们征购了三千万斤,还反瞒产私分。有的队把社员的口粮也购来了。这些情况县委是知道的,因正在反右倾,顶不住。后来我们积极向上反映,争取多回销,这年实际回销了六百多万斤,再加上一些其他措施,当年没有出大问题。

  边:为大办社有经济,1960年2月间,省委在漳州召开有全省地县书记参加的社有经济现场会,参观沼安社办农场,太华公社的万宝山,漳浦的大南坂农场,又组织公社书记去南平参观林产化工,并提出各县大搞五小成群(小铁厂、小煤窑、小水泥、小电站、小化工)。

  永安在继续大战煤、铁和农业创高产的同时,更突出的是积极推广新式农具插秧机、收割机。县里花了六七十万元建了一个大型农械厂,请上海工人来造洋机床。二是大搞水力动力站,提出一水多用、配套成龙。公社搞,大队搞,机关有条件的也搞,遍地开花(确实解放了一些劳动力,省民主人士及外地十三省有人来参观过)。三是开发万宝山,公社开,大队也开。但山开了,果种了,由于没有专人管理,后来基本上都枯死了。四是调社员的猪办公社的万猪场。五是大办交通,社社通公路。因浮夸风,购了过头粮,又继续调用劳力搞大办,食堂口粮低,副食品少,营养差,水肿病多了,终于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发生了。

  问:有资料说,在永安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时,您曾严肃教育我们的干部说:是饿死人责任大呢还是政策放宽一点责任大呢?是否有此事?

  边:这一点,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当时的压力太大,而群众又确实很苦、很困难,作为县委书记夹在中间,难啊!后来政策是放宽了,我们争得了主动。在饿死人数目上,永安比其他县少得多,只是贡川、大陶死人多些。当时我到大陶、小陶去调查,很清楚就是饿死的。为什么会饿死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办食堂。农民吃食堂以后,一点余地都没有。他们没有自留地,没有小私有,不准私人开伙,单靠食堂的几两米,长期缺乏营养,怎么不病呢?而当时上面强调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谁也不能说个不字,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政策放宽一点,让老百姓利用边角地多多少少种点东西,让他们在家中烧点吃的,就不大会饿死。在这一方面,我当时动了很多脑筋。

  问:根据当时县委办公室黄声池主任的统计,永安饿死人的总数是3700多人,据说这是龙岩地区最少的,这个数字准确吗?

  边: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我当时预计,永安顶多饿死三四千人,是龙岩地区最少的,这是肯定的。在武平县,当时估计就饿死二三万人。

  问:永安的饿死人数同宁化县相比也少得多。宁化的总人口与永安差不多,可是,据说当时宁化俄死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可见,永安饿死人少,这是永安的党政领导,特别是您对永安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贡献。那么,死人少,除了政策放宽之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和经验?

  边: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想是因为永安放开肚皮吃饱饭的时间很短很短。肚皮我们没有什么放。你如果真正放开肚皮吃,各级储备粮不就一下子吃光了吗?我们永安有一定的余地,可以应急。再加上我们让老百姓搞点自留地等七七八八加以补充,因此饿死人就少些。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因为饿死人,我们心中很难过。在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我们比较注意。

  这年10月,中央提出整风整社,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11月、12月间,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用大放大鸣的形式,揭发各级领导上的五风。龙岩地区的减产、死人,引起了省委的重视,提出整风整社。再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有自留地及家庭副业,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调低征购任务等(这年永安实际入库只有1400万斤)。但是认为这五风又是在县、社、队各级。因此,一次次地开大会揭县、社领导的问题,县、社领导一次次地检查,最后被扣上各种帽子。并说龙岩地区问题严重,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掌了权,县、社领导是死官僚主义、烂掉了等等。这时龙岩地区8个县中有6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撤职,只保留连城和永安未撤。有的公社书记被捕。

  问:幸好,1961年初,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的作风。据说当年中央领导邓子恢、张鼎丞到了龙岩地区并到了永安进行调查研究是吗?

  边:是的。先是党中央从调整关系入手,在1961年3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60条)。条例深得干部和农民的拥护。后来又不断采取措施,特别对取消公共食堂、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被批判和受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纠正等措施尤为重要。中央强调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工业方面,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战线,保证重点,计划和指标应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降到切实可行,留有余地。党中央这一系列指示,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省地委也多次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动员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同基层干部、群众一道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这时张鼎丞、邓子恢二位同志先后到龙岩地区搞调查。张老经过深入调查后指出:龙岩地区问题的性质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主要是五风。这五风又主要是领导(指叶飞)挑担子精神不够。邓老则亲自给我们讲核算单位下放的问题。讲到经营管理时,说到果树,生产有它的特殊性。例如抓虫要早晚,修枝要有技术,可以包产到户,分户管理,好的给以奖励,这不是单干。这些都是1961年4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有地委委员、县委书记、副县长以上人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的。

  问:在这次龙岩会议上,张鼎丞推翻了原来省里所说的龙岩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结论,强调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上级的错误指示、大刮五风的结果。因此,在6月份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对您和永安县委过去的工作给以充分肯定,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对您的批判是错的?是否给以彻底平反呢?

  边: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过去被撤职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会议。我们龙岩地区开小组会时,叶飞亲自到龙岩小组,他也不是专门有意来为我平反,他讲到59年反右倾时边圻的认识是对的。这实际上是为我平反。我说:我有错。

  问:有资料说,61年王天德在益口、兴坪一带搞包产到户、自由一季,您曾到那里住了几个晚上,得到您的支持是吗?

  边:倒不是王天德搞的。益口、兴坪种地瓜责任到人,我去看了,孙时奋也去了,那里实际上是包产到户,但我们没有去纠它。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搞产量大大提高了,是好办法。王天德讲是责任到人,我支持。因为当时在批判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不敢讲包产到户,讲责任到人,不成问题。后来县委以《六十条》为武器,认真抓落实。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对克服平均主义是大大进了一步。但是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如何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一个问题。我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提出一些试行意见。例如:在地瓜生产上,飞桥大队在四统一(土地、计划、收种、分配)的基础上管到组,奖励到人,地瓜大大增产了,我支持他们的做法。在蔬菜生产上,我认为它技术性强,操作细,我采取地瓜四统一的办法,在东郊大队试行。后邓子恢路过永安时,我向他请示过这个问题,邓说可以试一试。并指出:城市蔬菜可以包产到户,责任到人,超产奖励或提成,这样搞不是单干。这比我们试行的又进了一步。在田间管理上,我在大炼大队调查时指出:在四统一的基础上,可以按季包到组。认为这样可以不要天天派工,适应群众的觉悟和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在口粮分配上,我在兴坪大队调查时,为克服平均主义,调动社员出工积极性,我同意他们提出的30%的口粮按工分来分配。但在核算单位下放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到1962年,全县1500多个生产小队中,有400多个包产到户。但形式多样,有的按户包,有的按劳力包,有的口粮包到户而征购粮集体种等等。

  问:由此可见,尽管在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在永安的不少地方实行,这本应该说是件好事,对发展生产很有好处,使当时永安的形势恢复很快,农民也皆大欢喜。但是,后来永安为什么又积极去纠正它呢?

  边:那是在1962年冬传达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事了。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批判了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省里也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讨论这些问题,把包产到户提到阶级和道路问题的高度。因此,我们不得不纠正包产到户。

  问: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即在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有全国的县委书记都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听说您在会上有个发言,是否介绍了前些年永安的好的经验?

  边:情况是这样的:三年的,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经过1961年的调整,形势开始有了好转,但困难还很大。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了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有话都敢说。福建代表团开了三天大会,周总理参加。代表们向省委叶飞在工作中和作风上的问题提出批评。

  问:据史料记载,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都作了自我批评,说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并要与会者提意见。毛主席还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时您是否提过意见和建议?

  边:在七千人大会的预备会上,叶飞陪着周总理来看望我们。叶飞要我向他提意见。他对我说:我过去批判过你,你讲一讲吧。我说我有错。后来开大会正式提意见,我本来不想说,因为这时叶飞也是困难时期,虽然他批判过我,这时我怕讲了不好。但是许多地县委书记对我说:你一定要讲,不讲就是没有把话说完。后来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我说县委书记不好当啊……〔此时正好有人来向边请示汇报工作,谈话就此终止――采访者〕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这位现已82高龄的离休老人,至今仍然担任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和福建省公安厅咨询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至今仍然勤奋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他对待人民的事业真可谓鞠躬尽瘁。我不禁对他更加怀有深深的敬意。

  来信及文稿收悉,并已阅毕。对于这份文稿,你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在此,我深表感谢!

  你这份文稿主要是写我个人在永安困难时期的工作情况。我认为如果有什么成绩,应该是永安县委一班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仅写我个人这不好。再者,这样问答式写法,不能反映当时永安的全面情况。关于武平、宁化当时死亡人数的数字,只是听说而已,不能作为资料,还是不在文字上体现为好。

  你的来信和《永安文史资料》22集我己收到。你热心于编写历史文献,特别在编写《永安文史资料》一书费了不少心思,我深表谢意。你的文笔还是很不错的,文章也写的挺好,希望你今后继续努力写出更多的历史文献。

  举报a回帖人:奉天靖难只看此人不看此人2012/12/1 11:15:55第3楼陈丕显前副委员长笔下的“三年大饥荒”

  按:陈丕显,“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引自官方评价),在上世纪三年大饥荒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本文摘自他的回忆录。

  上世纪的三年大饥荒,四川省委李井泉治下的四川省,以及河南省委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才是大饥荒的重灾区。而陈丕显先生本文中所描述的福建省,远不是重灾区。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

  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

  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各县县委书记来了以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饿死——8000人左右

  (下面陈丕显同志说到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救济,省里决定马上拨粮给龙岩地区1300万斤)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

  举报a回帖人:奉天靖难只看此人不看此人2012/12/1 11:16:16第4楼张维兹:七千人大会上,我对总理讲线来源: 福建党史月刊

  1962年春,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我党的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我当时是三明地委书记,是七千人大会参加者之一,任三明小组组长。在福建组的会中,有幸两次与周总理对线多年,有些情况逐渐淡忘,现就记忆所及作些叙述,也是对总理的纪念。

  大会中期,各小组都在讨论少奇同志将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的草稿(毛主席指示先讨论修改后再报告),忽接通知说明天开大组会,周总理要来参加,希望大家发言。我当时的思考是:中央关怀福建,周总理来看望大家是礼节性的,并且一个上午最多也只能讲一两个人。我虽有话要讲,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准备讲了。

  第二天,总理按时到了,步履很矫健。刚听到开门声,他已经快步上了主席台。来开会的还有华东局的柯庆施。总理主持会议,宣布发言,晋江地委书记张桂如马上站起来发言。他本来就是口齿伶俐,这是大家公认的。他讲了整整一个上午。张讲了“”以来晋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已成了千斤专区,是全国三个中的一个,开展小水电,如永春农村已电气化了。晋江是华侨区,侨胞有向心力,孩子回国上学等等。我们看总理有时记录一下,表情严肃,未做任何回问。张桂如讲完后,大组会就结束了。叶飞送总理出会场,几个地委书记跟随在后面。快到门口时,叶飞说:希望总理常来福建组指导。总理马上站住了,表情严肃地说:中央和毛主席派我来福建组的,要解决问题,不然不好向毛主席汇报。下午大家都认真准备一下,一定要把问题讲出来。周总理说完就离开了会场。叶飞紧张起来,叫大家坐下,要大家认真按总理要求,把真话讲出来。

  这一天下午和晚上,我个人思潮起伏,当时三明问题成堆,清流、宁化已划归三明,“”使农业遭到极大破坏,是全省重点死人县,宁化约死两万人(全县人口是16万),工业则有很多半拉子工程(如化肥厂),物资匮乏,浮肿病。因几次反地方主义、几次补课,干部思想混乱,而我个人也几次受到不应有的训斥批评,心有不平。会上讲不讲?不讲有负毛主席、周总理对福建的关心,也有愧做一个员。下决心讲,又考虑讲什么问题?讲到什么程度?讲了后能否在福建继续工作?当晚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按时开会,总理主持的。一说开会,大军区副政委刘培善即站起来发言。刘讲的很短,不到10分钟。紧接着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站起来讲话,他就在闽清所遇到的困难和情况,作了陈述。农业上的瞎指挥“深翻土”、“并丘”、“移苗”,大炼钢铁的大破坏,砍伐很多树木,又在闽清大战葫芦山,抽调了很多农民劳动力,劳民伤财,一无所获。叶讲得很生动,总理也很认真听,有时做笔记。

  叶明根讲完后,我就起来发言,我在发言中讲到,1957年中央要各省各建一个中型钢厂和化肥厂,我当时在厦门任市委,因为从青年时就立志工业报国,抗日战争爆发,不得不投笔回乡,参加抗日战争,但参加工业建设始终是我的夙愿,即使在战争年代,我仍然带着代数、物理等课本,我是主动向省委请缨去三明的。当时计划在三明建两个大厂,20万吨的钢铁厂和16万吨的化肥厂。实行统一领导,由我任化肥厂书记、厂长和三明建设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两大厂及配套的机修厂、重机厂等。1957年冬天,我两次去北京,与冶金部、化工部的同志商量安排设计布局,选定新厂区位置,及设计前开工平土方。1958年开始动工建设。因三明是一个山区小县,突然增加了一两万人,供应、住宿艰苦和困难可想而知。1958年秋突然接叶飞从北京打来电线万吨。不多久又来电线万吨,龙岩也要建一个厂,两厂比赛,国庆出钢。又说粮食过关了,不要化肥厂了,可以停建,集中炼钢铁。这个大变动,我们当然无条件执行,可是大调整给工地造成一片混乱。1959年叶飞来视察,看到工地混乱的情况,面部表情就很不高兴,当我在会议室汇报时,讲了工程的困难,粮食、砖瓦附近各县都调不来,叶即勃然大怒,说:张维兹,你在三明哪里是搞“”……我在大会上谈了这个情况后,对总理说,是我自己请缨到三明来的,三明有个民谣:“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内打板子,城外听得见。”当初我带十几人初到三明,深夜下火车,梅列车站只有一家3个床位的小旅社,十几个人就这样挤下。我说:请问总理,在这个地方,如何玩“公子哥儿”?讲到这,引起会场大笑。总理也笑了,说:讲下去,你讲得和侯宝林一样。总理的话语,又引起全场大笑。

  我的发言讲完后,福州市委书记郑重接着发言。他严肃而又委婉地批评了省里在福州工业、商业上的瞎指挥,造成福州生活紧张,生产秩序混乱。郑又讲了在福州反地方主义的后遗症。郑说:福州人流传着什么是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就是本地干部加敢讲话。郑的讲话,得到总理的首肯。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还汇报了龙岩饿死人的情况。

  总理在每位代表发言时都详细问了籍贯、职务、时间等,对女同志还问了家庭情况。

  大组会发言结束之后,大约休会一天,又召开大组会进行总结。几个地委(市)书记就围坐在主席台旁一个方桌边。总理来了,总理和我们同坐一张桌子。总理记性之好很出人意料。每个地委书记,他都叫得出名字。他与我坐正对面。总理说:你叫张维兹,胶东人,你的发言讲得很好。总理又说:我们搞经济建设,都没有经验,应很好地虚心学习。他举了个三门峡建设的例子,说:三门峡建设是中央决定,他拍板定案的,但不知道黄河的水是碱性的,多用了使土地盐碱化,现在倒灌碱化了800里秦川,正在采取措施。总理又说:要因地制宜,中国南方和北方,应以淮河为界,生活习惯不相同了,淮南是酸性土壤,淮北为碱性,古书说“橘过江为枳”,是有道理的。

  叶飞在会上作了总结和检查发言,讲了几个失误造成的损失。叶飞动了感情,潸然泪下,哭了,大家听了叶飞诚恳的发言,也都动了感情。

  叶飞讲过后,总理作了发言,首先说几天来大会的发言很。